周伦佑诗22首

从司马相如的一生看来，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才子。历来一些论者说他的一些辞赋意在讽谏，这未必合乎事实。近来还有人说他写那些赋是用经学和谶纬学说为汉武帝的享乐生活制造理论根据，也十分牵强。因为司马相如作赋，始于景帝时代，他在梁国所写的那篇《子虚赋》，写的亦是游猎之事，讨得了武帝的喜欢。在他作赋时，董仲舒还没有举贤良，提出那套“天人三策”。董仲舒作为一个儒家，虽然提倡谶纬学说，却很不赞成穷奢极欲。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对皇帝和贵族的享乐生活都写得有声有色，从赋中也看不出他对那种生活有什么不满。在赋的最后一段，他借皇帝的嘴，讲一通提倡节俭的大道理，只不过是枯燥无味的说教。这种说教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差不多都有类似的意思，尤其在汉代距秦亡不到一百年，许多人都认为秦亡于不爱惜民力，因此他这些话也未必是阐述董仲舒那套学说。他的《大人赋》据说也有讽谏之意，结果使汉武帝看了反而飘飘欲仙。这种现象似乎不能单纯说成是作者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矛盾。其实司马相如作为一个“文学侍从之臣”，不管他如何“傲世”，总得适应帝王的要求。像汉武帝其人，正如汲黯所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黯列传》）。司马相如的赋正迎合了他的这种心理。作品既写到了天子的威风和豪奢，又让天子自己出来讲节俭，这样就使武帝“多欲”的心理得到了满足，又能用“仁义”来加以装饰。然而，司马相如既是写豪奢生活的能手，而现实中也确有这种生活，所以他能写得淋漓尽致。至于写“节俭”、“仁政”，则并非他思想中固有的东西，而现实中也无其事，故这部分就显得苍白无力。

司马相如的创作虽有适应汉武帝心理的用意，但我们对他的作品仍须作具体的分析。司马相如的辞赋对汉帝国的统一和兴盛，中央集权制的完成采取了热烈歌颂的态度，这是无可非议的，是他作品中积极成分的主要方面。但是，作者对于汉武帝的穷奢极欲，则不免津津乐道，有时还流露出赞赏态度。尽管他在赋的末尾讲一通节俭，却又很空洞。显然作者创作的主要意图并不在此，因此读者感兴趣的也往往是他夸耀帝王享乐生活的那部分。他在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和繁荣，把天子的地位凌驾于诸侯王以至一些神灵之上的同时，并没有把国家的兴盛和统治者的奢侈、荒淫加以区别，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对这种缺点，既毋庸讳言，也不必苛责。

司马相如赋在艺术上的成就，古人往往备加推崇，而今天的读者似乎对它们评价不高。这种现象恐不限于他一人，所有汉代大赋都有类似的情况。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社会生活、语言文字的演变外，人们的美学思想和对文学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尽管司马相如及一些汉赋作家的大赋，在古代曾被一些人不适当地抬高了。但是它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却又是不容简单地否定的。这主要表现在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夸张，比较形象地反映了汉代封建大帝国全盛时的繁荣、昌盛景象。汉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秦代的教训，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从汉高祖起，经过惠、文、景三代，逐步地削平了异姓和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农业的发展，使生产力有所提高。据《史记·平准书》说，到了汉武帝初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这段话当然有所夸大。但司马迁接下去又说到有人“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说明这个“全盛”时代，真正得利的也仅仅是地主豪绅。不过，当时人民的生活比过去确有一定程度的改善，阶级矛盾比较缓和，而社会的财富也有很大的增长。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讲到的一些富人生活奢侈的情况，也多少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财力的雄厚和社会物质生产的丰足。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头脑中就是极度乐观而充满自信心。这种心理状态也表现在各种意识形态之中。历来的评论者讲到汉代人的文章往往说它们浑厚、气势壮阔，也正是这种自信心的曲折反映。这种浑厚、壮阔的文风，在司马相如作品中表现得颇为明显。例如他的代表作《子虚上林赋》，先写到了楚国的云梦泽，再写到齐国的大海，最后则写到天子的上林苑。他把上林苑之大描写得远远凌驾乎云梦及大海之上。这种构思似乎不很合理，因为上林苑虽是皇帝的苑囿，它的面积毕竟有限，不可能与云梦这样著名的大湖相比，更不用说大海了。上林苑是当时实有的苑囿，其中山川、物产也不可能像赋中描写的那样众多和齐备。所以后来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就批评司马相如写得不真实。其实，司马相如写这篇赋，遵循的是“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原则，他笔下的上林苑并非那个具体的苑囿，而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当时人所理解的世界的缩影。凡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在他看来无不属于“天子”，因此也理所当然地可以在上林苑中出现。据《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曾对他的友人盛览说过“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等语。《西京杂记》是东晋葛洪所作，带有小说性质，未必可信。但此书说到司马相如作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倒很符合《子虚上林赋》的情况。不管此书所记司马相如的话是否可信，但至少说明《西京杂记》的作者对司马相如赋已有这种观感。司马相如赋那种“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作品显得气势宏大。试看这个上林的范围：“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这已经不是一个苑囿，而是囊括整个中国的西部地区。再看下面的描写，更可以知道此赋实际上写的是当时人心目中的整个世界：

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其兽则（róng，牛的一种，颈有肉）旄（máo，即牦牛）貘（mò，同“貊”，兽名）犛（lí，牦牛），沈牛（水牛）麈（zhǔ，一种大鹿）麋，赤首（传说中兽名）圜题（同“圆蹄”，兽名，一说即麟），穷奇（传说中的怪兽）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qì，提起衣服过河）河；其兽则麒麟角（duān，牛类），騊駼（táo tú，一种好马）橐（tuó）駞（tuó，即骆驼），蛩蛩（qióng）（兽名，状如马）驒騱（diān xī，一种野马），駃騠（jué tí，一种骏马）驴骡。

这里包括着太阳升起和下山的地方，又包括了炎热的南方和寒冷的北方。其中有些区域在当时未必属于汉帝国的版图，但都不妨写进上林苑去。作者在此表现了对天子威权的极度颂扬，对汉帝国的力量充满了自信与骄傲。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笔下的各种场面一般都非常壮阔，显得气势宏大。如写皇帝出猎时的情景：

于是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象牙雕琢的车子），六玉虯（同“虬”，指天子所驾六马），拖蜺旌（旌旗有似虹霓），靡（斜举）云旗；前皮轩（蒙上虎皮的车子），后道游（即“导游”）。孙叔（公孙贺）奉辔，卫公（卫青）骖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校是木制的阑校，以防禽兽出入。“四校”指阑校的四面）之中。鼓严簿（在侍从的卤簿中击鼓示警），纵獠者（一作“猎者”）。江河为阹（qū，因山谷为遮罗禽兽的围阵），泰山为橹（望楼），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陆续分散），离散别追，淫淫裔裔（形容络绎不绝），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这段描写纯粹是粗线勾划，但也能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在此皇帝的仪卫之盛，士兵之多，与其说是写狩猎，还不如说是在炫耀帝王的威风。在司马相如笔下，“天子”的威严还不止此，他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下面一段文字更充满了离奇的幻想：

于是乎乘舆弥节裴回（徘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然后侵淫促节（快速奔驰），鯈（同“倏”）夐（同“迥”）远去，流离轻禽（指捕捉轻禽），蹴（cù，践踏）履狡兽，轊（wèi，践踏）白鹿，捷（迅速捕获）狡兔；轶（超过）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蕃弱（弓名），满白羽，射游枭（一种似人的怪物，又名“枭羊”），栎（kuī，打击）蜚虡（jù，蜚虡，鹿头龙身的神兽）。择肉而后发，先中而命处；弦矢分，藝（应作“槷”，即“臬”，niè，靶子）殪（yì，杀死）仆。然后扬节（高举旌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与神俱。

这里出现了许多神话传说中的怪物，并且把皇帝的猎骑当作一支神奇的力量来描写，甚至于能遨游太空，与神灵为伍。这种极度的夸张和炫耀，表现了对帝王权力的极度赞扬，它既不同于屈原作品中的丰隆乘云、驷驾虬龙；也不同于《庄子》中的“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屈原作品中的想象是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打击之后，想在非现实世界中寻找安慰，而结果仍然离不开现实；《庄子》中一些幻想只是唯心主义者想遗世独立，以逃避现实的痛苦。司马相如则不然。在他看来，皇帝的威权是无穷的，他占有了一个大帝国，但远远不够，还要统治整个宇宙。他的这种幻想显得壮丽、豪迈，但不免失之幼稚。它是封建社会初期统治者的强大与自信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这在当时和后代的其他作品中都是少见的。虽然这种描写有时显得过于夸张，而且比较粗犷，但仍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并对后来作品在描写大场面方面甚有影响。

《子虚上林赋》除了主要是粗线条的描写之外，有时也能用一些较细致的手法来摹状具体事物。如：

于是玄猿素雌，蜼（yí，大狝猴）玃（jué，老猿）飞蠝（lěi，能飞的鼯鼠），蛭（zhì，传说中的飞兽）蜩（即“ ”，zhǒu，传说中兽名）蠼（zhuó，猿类）猱，獑（jiān）胡（传说中动物，似猿，足短，善腾跃）豰（hù，一种能吃猴的狗）蛫（guǐ，猿类），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鸟飞轻快貌）互经，夭蟜（jiǎo，蹲着，挂着游戏之状）枝格（同“柯”，树枝），偃蹇（亦游戏状）杪颠。逾绝梁，腾殊榛，捷垂条，掉（chuō，跳跃）稀间（树叶稀疏之处），牢落（散漫）陆离（参差不齐），烂曼（纷乱而迅速）远迁。

在司马相如辞赋中这段描写颇为突出。它将山林中猿猴等动物腾跃、啸鸣、戏嬉等各种情状描绘得十分生动逼真。在大段大场面的粗线勾勒中，间或嵌入一些细致的刻画，使作品显得富于变化而不板滞，并增加了逸趣雅兴。在汉代大赋中，像这样较细致、较具体的描写不很多见，然而偶一出现，即使全文为之生色。应该说，在西汉时代，人们艺术经验的积累还不很丰富，尤其是描绘事物情状的作品还并不多，司马相如在这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历来人们一致推崇他是汉赋的代表作家，确也有其理由。当然，比之后来一些文学作品中那些细腻的描绘手法来，这种写法还显得较简单，然而与过去的作品相比，它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也是献给汉武帝看的一篇作品。据《史记》本传说：“天子（汉武帝）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qú，清瘦），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大人赋》在文体上似更近于骚体，但用意却与《子虚上林赋》相衔接。《子虚上林赋》虽然已写到了上天的幻想，然而基本上还是写人间的享乐生活。相如以为“上林之事”还不够完美，为了显示天子的权力，应该让他不但能统治人世，还能统治神的世界。在这篇赋中，天子这位“宅弥万里”的“大人”，认为人世太狭小了，便要遨游太空，驯伏诸神。他不但能役使诸神和仙人，历访唐尧、虞舜等古帝王，而且对有些神灵还可加以惩罚，如“诛风伯”、“刑雨师”。在“大人”眼里，掌握着“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也可怜得很：

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hè，白色）然自首，戴胜（蓬发而戴着玉制的方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这种藐视神灵的口吻，正是汉朝极盛时代统治者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一种幻想。《文心雕龙·风骨篇》曾评此赋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他所谓“风力”，即指这种奇特的想象和豪迈的口气。

司马相如除了《子虚上林赋》和《大人赋》外，也写过抒情之作，这就是《哀秦二世赋》和《长门赋》。《哀秦二世赋》是相如从武帝校猎长杨，途经宜春宫秦二世墓时作。此赋比较简短，指责秦二世“持身不谨”、“信谗不寤”，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但见解远不如同时代一些人的看法深刻，而且辞旨比较浮泛，在他的作品中似不算上乘。《长门赋》曾有人怀疑是伪作，因为它前面提到了汉武帝的谥号，还言及陈皇后因赋复宠，这显然不合史实。因为司马相如明明死在汉武帝之前，不可能知道他的谥号，陈皇后也并未重新得宠。但光凭序言似尚难判断本文为伪作，因为这序言可能为后人所加。但此赋确有可疑之处，那是由于它的风格与司马相如其他作品大不相同。这当然也可以用赋的内容与其他作品不同来解释。因此在没有佐证的情况下，对此赋真伪可以暂取存疑态度。

《长门赋》的序虽不可信，但此赋所写陈皇后被废一事，大约是不错的。而且此赋的意义似已超出了陈皇后一人一事的范围，它概括地反映了失宠的后妃、宫女的苦闷心情，开了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先河。如果说司马相如其他的赋以气势取胜，那么此赋则以细腻传神见长。如：

舒息悒（yì，忧愁不安）而增欷（xī，哭泣后不自主的急促呼吸）兮，蹝（sǐ，穿鞋）履起而彷徨。揄（yú，提起）长袂（mèi，袖子）以自翳（yì，遮蔽）兮，数昔日之諐（qiān，同“愆”）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chǎi，香草名）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wàng，恐惧）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mǎo，“毕”、“昴”皆星名）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同“漫漫”）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dàn，安静）偃蹇而待曙兮，荒（大地）亭亭（迟迟地）而复明。

失宠后妃的痛苦在此被写得十分细致。她盼望君王的宠幸，回想往日的欢乐，见诸梦寐，觉来更增添了愁思，只能中庭独步，终宵不眠。与司马相如其他赋作多用粗线条勾划相比显然大不相同，倒有点像魏晋以后人的手笔。但此赋的艺术价值似较他作高出一筹。后来一些诗人、词人在写宫怨时不但喜用此典，且喜化用其中一些名句。因此在文学史上，这是一篇有影响的、不容忽视的佳作。此外，司马相如还有一篇《美人赋》（见《古文苑》），内容和形式都与宋玉《神女赋》相仿。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以为此赋“颇靡丽，殆即杨雄所谓‘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者”，似为相如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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